梅新育的博客

2012年4月19日，正在中国访问的泰国总理英拉特意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铁，称赞中国高铁乘坐非常舒适、快捷，表示她对中泰高铁合作项目的信心进一步增强，中国铁道部与泰国交通部同时特别签署了关于铁路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铁路产业在开拓泰国市场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其实，泰国并不是中国铁路产业开拓的第一个市场，早在1970年代，中国铁路产业输出就创造了坦赞铁路这样的典范；近年来，依靠高质量、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中国铁路产业开拓海外市场更是业绩斐然。

高铁“走出去”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轨道交通装备的出口，属于单纯的货物贸易；第二个层次是铁路系统的出口，即不仅仅提供机车、车厢、信号系统等设

全球铁路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未遇的发展机遇，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在这一产业占据了先驱地位。1978年10月26日下午，小平同志访日期间乘坐新干线“光—81号”超特快列车从东京前往日本文化古城京都访问，在火车上应日本记者之请谈对新干线的观感，评价道：“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 对日本高速铁路称羡和不甘落后之心表露得颇为明显而又不失体统。次日上午，小平同志又乘坐近畿铁路公司特快电车从京都到达奈良访问。

高铁不仅仅是一种运输方式的变革创新，其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交通运输领域，而是可能给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战略新兴产业。

首先，通过为社会提供更快、运量更大的运输方式，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从我们铁路购票的人潮（春运时期尤甚）、甚至动车组乘客也经常有抢购站票来看，这种需求是极为庞大的。

其次，通过提供高铁这种在成本、能耗、舒适性、安全等方面更有优势的交通方式，引发全社会交通运输体系革命，减少使用成本高、环保效益差、拥堵成本高的汽车（特别是私家车），从而全面提高全社会交通运输体系的效率。须知如高铁能耗为

在一个奉行开放经济且国内外经济周期不同步的国家，因应市场形势而分别选择重点开拓国内或国外市场，是可贸易品生产企业/行业必须采取的生存与发展之道：海外经济萧条严重而国内市场相对景气时，将市场开拓重心转向国内市场，如前两年次贷危机高潮时期之所为；国内市场失速或产能扩张速度超过国内市场增长时，将市场开拓重心转向海外市场。今年，由于反危机导向的扩大消费政策纷纷到期终止，以及某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急剧缩减，部分产业国内市场萎缩的压力正在急剧放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压力显著上升。由于这些产业此前数年多数经历了大幅度的产能扩张，其经历的上述压力进一步放大，这一点在家电、轨道交通装备等制造业上表现得相当明显。

多年来，外汇市场上人民币汇率走势及其预期几乎一向是单向升值，这一特点在2011年被彻底打破，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特征在这一年里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今年，由于贸易差额波动和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波动加剧，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特征将更加明显。

首先看贸易差额的变动。出口增长和持续的贸易顺差是人民币汇率的支撑力量，出口减少和贸易逆差则反之；中国外经贸的2012年恰恰是以进出口“双降”和创纪录单月贸易逆差开局：1月外贸进出口总值2726亿美元，同比下降7.8%；其中出口1499.4亿美元，下降0.5%；进口1226.6亿美元，下降15.3%。进出口“双降”局面时隔数年重新出现，在国内外经济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消

民族问题已经是当今中国无法忽视的重大问题，关系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这一问题不可能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解决。相反，不止一个国家的前车之鉴已经表明，由于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可能激化围绕分配问题的争夺矛盾，经济增长、甚至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期望都往往有可能恶化一国之内的民族关系；这种恶化一旦成为现实，经济增长的果实又会反过来为民族斗争各方提供更多的资源把矛盾冲突闹大。看看尼日尔河三角洲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发如何刺激了当地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看看苏丹如何因发现石油资源而爆发第二次内战并最终导致国家分裂，看看1970年代北海石油开发如何给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增添了强劲的新动力，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假如将中国目前的民族问题完全归咎于经济不够发达，归咎于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这种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观念会制定出怎样的政策，而这样的政策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那是任何一个对国家命运有责任心的人都不敢想象的。

在外部经济环境阴晴不定和世界经济失衡严重的背景下，扩大消费几乎已成为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共识，税费过高导致流通成本过高、进而妨碍消费扩大又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无需否认，流通成本过高在某些环节和地区表现得相当突出，但是否都应当归结于税费过高、某些税费较高是否完全不可取，却值得冷静全面思考。

首先，社会上笼统所称的流通成本过高并不完全源于政府财政领域的税费，而是包括政府财政领域的税费和流通企业收益两个部分，对于供货商和最终消费者而言，后者同样占了相当大的不可忽

（看到媒体报道，著名黑律师李庄于2011年12月12日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要求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的《渝一中法刑终字（2010）第13号》刑事判决书，并对该案立案再审，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由其子李亚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迟夙生代理，当天又是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捕的日子。接着又看到媒体炒作迟夙生等人代理的贵州黑社会头目案。感喟之余，把这篇2010年写出来后无处可以发表的文章贴出来。）

（《环球时报》2012年1月6日刊发了大大压缩的删节版，这里贴出原稿）

和平——这是多数普通人的期望，也是政客们时常挂在嘴上的标榜，岁末年初，我们在政客们的献词中不难读到这样的标榜。问题是嘴上的标榜从来不会阻挡政客们对本国国家利益和本人政治、商业私利的追逐，只要战争、动乱符合本国长期战略利益，符合政客本人的政治和商业私利，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当然，他们会给这一切披上“人权”、“自由”、“民族自决”之类华美的外套。

前两年，正值次贷危机陡然升级步入高潮、西方骨干金融机构纷纷传出巨额亏损而风雨飘摇之际，我在越南胡志明市与当地中国商务领事、一家大型中资家电电子制造商、中国银行管理层会面，问及中国银行是不是这家在当地投资运营多年的大型中资家电电子制造商主银行，这家厂商的答复是：他们在越南分公司的主银行不是中资银行，而是汇丰。应该说，这个答复颇为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让我当晚在酒店客房里琢磨了半天。因为中资银行作为这家中资厂商的母国银行本来具有很多先天的优势，在国际投资领域，母国银行追随工商企业闯荡海外市场是普遍现象，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