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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梅新育 简介: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导师,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独立董事 座右铭: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去发现问题,本着对社会对政府震动最小的原则探寻解决方案。 通讯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商务部研究院 邮编: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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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争端文章之三:中国欠世贸组织一场官司——评中国与欧美加汽车贸易争端升级  

2006-11-06 10:39:32|  分类: 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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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中国需要世贸组织的一场官司”为题发表在9月20日《新京报》,仅代表个人观点。

 

在国际贸易争端中,中国又一次领略到了退让换来对方得寸进尺的滋味。围绕我国《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的争端发生后,虽然中方努力争取通过双边磋商途径解决,并主动推迟实施这项管理办法,欧盟、美国和加拿大仍然于近日向世贸组织要求设立专家组。尽管世贸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五条第5款规定,如争端各方同意,斡旋、调解或调停程序可在专家组程序进行的同时继续进行,但从对方的作风来看,中国入世以来第一场货真价实的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贸易争端已经不可避免;而在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路途上,我们也欠世贸组织一场官司。

我国即将迎来入世5周年,这5年里我国在世贸组织表现极为“温柔敦厚”,除了2002年与欧盟、日本等国家/地区共同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之外,入世以来尚未单独提出任何诉讼,在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方面还不如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活跃。对贸易伙伴声称要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我们迄今也全部是通过双边协商结束。然而,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双边途径和多边途径中,双边途径固然有高效的优势,但问题是通过这条渠道的磋商可能要较多地立足于对方的贸易规则,而不是相对更加公正的世贸组织规则,而我们当初向公众宣传的入世最大优点之一恰恰是借助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遏制不公正的对华贸易摩擦,宣传最终都是要兑现的。而且,如果我们表现出竭力通过双边渠道解决争端、尽可能避免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偏好倾向,无异于给了对方一个讹诈我们的把柄,在国内也无助于巩固国民对政府维护国民合法权益能力和决心的信心,无助于提高政府的威望。

不错,我们运用世贸组织规则的总体熟练程度肯定不如那些老牌贸易大国,但总体熟练程度不如不等于所有方面都不如,而且我们要提高利用国际贸易规则维护本国利益的水平,这种水平是需要通过真刀真枪的诉讼才能验证和提高的。我不相信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够仅仅在操场上练成,同样不相信不通过实际诉讼的磨练就能锻炼出一支优秀的法律团队。在国际关系方面,既然诉诸争端解决机制在国际贸易实践中不过是一件平常又平常的事情,既然那些发达贸易大国几乎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都打过贸易官司,当过被告也当过原告,有胜诉也有败诉,根本就没有把这当作什么不得了的事情,那么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操心诉诸争端解决机制会影响“中X关系大局”!

就这场争端而言,我们并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指责我国汽车产品进口管理办法的欧美加应当充分意识到,自由化并非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体系的基本目标,而是实现其基本目标的手段,促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才是其基本目标之一,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体系也为此赋予有关成员国一系列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中国《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只不过是运用了这项合法权利而已。进一步具体分析,尽管对方指责我国关于整车特征进口零部件的规定有向企业施加当地成份要求的意味,但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上述规定并非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无理要求。第一,原产地规则通常按照增值程度计算原产地,在中国国内工厂用构成整车特征零部件组装成的整车,其国内增值程度也不足以按照原产地规则认定其为中国国内生产的整车,换言之,对构成整车特征的零部件总成按照整车税率课征进口税,完全合理。假设美国对欧洲豪华整车课征高关税,对零部件税率较低,如果我国企业在与美国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墨西哥设立组装厂,进口构成整车特征的欧洲豪华车零部件安装上4只轮子后向美国销售,美国有关部门肯定会指责这种做法。

第二,世贸组织《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禁止强制性要求外资企业“购买或使用国产品或任何国内来源的产品”,禁止强制性要求外资企业“购买或使用的进口产品限制在与其出口的当地产品的数量或价值相关的水平”,但我国无论是新《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还是《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都没有向外资企业施加上述要求,仅仅是堵塞进口税收管理的漏洞而已。

当然,打官司有胜有负,尤其是我们这个世贸组织的新成员,在玩弄世贸组织条款方面的熟练性显然比美欧国家差不少,甚至可能出现有道理却输官司的情况。但是,在贸易争端、特别是发展到诉诸世贸组织之类国际组织裁定的争端中,我们追求的目标不是争端裁决的胜利,而是实际的利益:出口市场、国内产业的发展、……等等,争端裁决的胜负与实际利益的得失并不完全重叠,这就要求我们在贸易谈判中追求实际目标而不单纯追求表面胜负。

一种情况是贸易伙伴违规限制我国出口,如果诉诸世贸组织或者区域渠道,我们胜诉的概率较高,但是可能会旷日持久,致使我们赢得“面子”却输掉“里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以确定不至于激励对方持续挑起贸易限制的道德风险,那么我们就应当选择周期相对较短的双边渠道解决,达成的协议可能表面上没有让我们大获全胜,但我们从中获得的利益比经过旷日持久的诉讼后在世贸组织终裁获胜要多。

另外一种情况是我国为了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提升国内产业结构而对外资企业和进口商品实行限制,遭到贸易伙伴反弹,诉诸世贸组织。鉴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过程旷日持久,且败诉方无需向胜诉方赔偿,在适当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发掘这一特点,即使在争端解决中最终败诉,也达到了保护本国市场足够时间的目的,国内生产在这段时间内可以成长起来,立足于国际化竞争了。就此次汽车零部件贸易争端而言,如果最终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我们可能胜诉也可能败诉;但即使我们最终由于对相关法律运用不够熟练而导致有道理却输官司,漫长的诉讼过程也已经足够不少内资汽车零部件厂商成长起来了。所以,我们社会公众不宜抱着上世贸组织打官司必须胜诉的心态,那样可能对政府有关部门产生不必要的压力,迫使其担心在世贸组织败诉而竭力谋求双边渠道解决争端,反而给对方创造了讹诈我们的机会,从而不利于实现我们的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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