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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梅新育 简介: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导师,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独立董事 座右铭: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去发现问题,本着对社会对政府震动最小的原则探寻解决方案。 通讯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商务部研究院 邮编: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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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暗流(下)  

2006-10-01 01:33:3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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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外资现象及其规模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对外资企业提供了多方面的优于本国企业的待遇,本国资本流出然后以“外资”身份回流,以求享受政策优惠,这种“过渡性资本外逃”(intermediate capital flight,亦称“迂回投资”,round-tripping investment)现象颇为普遍。在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刚刚兴起之时,有关“假外资”的报道就已经屡有所闻,当时的“假外资”行为主体多数还是内地政府在香港和海外其它地区设立的“窗口企业”。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内地各种企业主动转换为“外资”身份,然后回流境内投资。中国资本外逃规模总体上趋向上升,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种“假外资”所致。不考虑非法资本的外流洗钱活动,资本外逃原因无非本国投资环境恶化和政策差别待遇导致“过渡性资本外逃”两种,如果主要原因是本国投资环境恶化,那么当本国投资环境改善时,外国直接投资会增长,资本外逃会下降,外资与资本外逃呈现负相关关系;如果主要原因是政策差别待遇,那么,由于外资流入对资本外逃提供了融资可能性,本国资本流出造成资本稀缺,又会吸引外资进一步流入,资本外逃与外商直接投资应当呈现正相关关系。关于中国资本外逃和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计量分析结果普遍认定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非常显著,表明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迂回投资。

由于政府部门迄今没有开展过全面的专题统计,所以对中国“假外资”的规模估算差别甚大。这个问题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始于90年代中期。1995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曾估计,当时中国所吸收的帐面外商直接投资中,大约有20%属于这种迂回投资的“假外资”;世界银行1996年估计,中国1992年吸收的帐面外商直接投资中25%属于假外资;还有的国外学者甚至认为这种迂回投资规模可达GDP1/41/3之多。也有些估计较低,如诺顿认为19801992年间上海帐面资15%来自在港内地企业;曾万达和哈姆·厄布鲁格斯2002年提交的IMF政府讨论论文《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其他国家的教训》认为,1996年中国只有7%的帐面外商直接投资来自回流的内资。而根据作者本人所见,我认为,至少就最近几年而言,在一些主要省、直辖市,帐面外商直接投资1/3来自回流内资,应该不算夸张。

在内资外流—回流的过程中,由于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香港成为最早的最重要“中转站”,以至于有估计认为从香港流入的外资有2/3实际上是内地资本。由于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具有信息高度不透明、免税、可以境外上市等“优势”,以1993年“中策事件”为标志,离岸金融中心对中国大陆帐面投资开始大幅度跃升。1993年,巴哈马、巴拿马、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分别只有72万美元、1484万美元、1392万美元、1853万美元和98万美元,合计4898万美元,在当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275.15亿美元)中只占0.17%2000年,主要离岸金融中心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已达49.7229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2.21%2002年,所有自由港合计在中国大陆投资2039项,同比增长40.33%,占当年外资项目总数的7.8%;合同外资金额116.2663亿美元,同比增长3.04%,占当年合同外资总额的16.80%,实际利用外资金额66.1309亿美元,同比增长39.93%,占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14.11%2004年,所有自由港合计在中国大陆投资3675项,同比增长18.05%,占当年外资项目总数的8.42%;合同外资金额258.8337亿美元,同比增长52.77%,占当年合同外资总额的16.86%,实际利用外资金额99.0173亿美元,同比增长29.8%,占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16.33%由于2005年商务部、外汇管理局外商投资统计出现巨大差距,在此暂时无法提供确切的离岸金融中心 2005年对华投资统计。除了一些台资和西方投资之外,我国帐面统计上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外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都是回流的内资。

回流资本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结构特点。因为真正的外资需要有足够的资本实力才能承受海外投资的高额固定成本,而且需要较强的研发能力、无形资产才能在海外市场成功,所以真正的外资投资项目本来应当规模相对较大。而回流资本无需承担上述巨额成本,要在实际上的母国市场取得成功也无需较强的研发能力、无形资产。我国利用外资项目平均规模多年来都比较小,与此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资本回流过程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市场秩序;导致国家税源流失;让规模巨大的跨境资本流动游离于政府的监管和统计之外,让外国政府至少在目前名义上取得了对这些中国资本的管辖权,中国政府要执行管辖权力却缺乏“依据”,不仅潜藏着投资争议风险(如仰融案,也可参见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件),而且未必没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而且,高度不透明的内资“外流—回流”过程又给某些心怀叵测者创造了上下其手、侵吞公有资产和上市公司资产的机会。

 

三、解决之道

资本暗流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已经相当不可忽视,必须认真加以解决。对于外资企业的变相资本流动,我们该做的是取消对外资企业额外的放松外汇监管优惠,对待他们与内资企业一样,减少外汇管制项目,但强化剩余管制项目的效力。对于假外资,首要的是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消除内资迂回投资的内在动机;其次是建立、完善对迂回投资的统计基础工作,为未来的决策打下基础;第三是在多边和双边框架下与离岸金融中心当局签署包括反洗钱、反避税、信息交换等内容的协议,尽可能消除“假外资”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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