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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梅新育 简介: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导师,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独立董事 座右铭: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去发现问题,本着对社会对政府震动最小的原则探寻解决方案。 通讯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商务部研究院 邮编: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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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内外需并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评《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2006-10-15 16:11:34|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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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发布了,这是昔日的外经贸部与内贸局等机构合并组成商务部之后制订发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背景下,其内容表明昔日全力以赴关注外贸、特别是出口的外经贸部真正变成了内外需并重的商务部。

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纲要》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目标放在了第一项。与小国相比,大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优势是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能够为国内产业发展提供足够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近10多年来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外贸易增长快于整个经济增长,外贸依存度跃居全世界大国之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外需拉动。无需否认,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初国内市场规模尚小,特别是许多产业国内需求不足以满足规模经济标准,确实需要充分利用外部市场赢得快速增长的先机,消除外汇缺口的约束,中国在这方面也确实是全世界的“优等生”。然而,我国出口的迅速扩张也为我们带来了如影随形、日趋激化的贸易争端,过分地依靠海外市场又使得我们在处理对外经济争端乃至其它涉外事务时往往显得缺少反制手段,底气不足。与此同时,这种高度外向的发展模式也加剧了国内的区域、产业发展失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强行拉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导致沿海和内地发展出现堪称史无前例的落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区域发展失衡一度缓解许多,但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落差再度加剧到了濒临断裂的地步,以至于作家张广天惊呼中国已经步入东、中、西部发展迥然不同的“三国时代”,其中潜藏的危机不言而喻。即使不考虑贸易争端,即使不考虑国家对外经济安全问题,即使不考虑国内区域和产业发展失衡,国际市场对一个大国产出的容纳能力也存在“天花板”,而我们正日益逼近这个“天花板”。尽管中国的资源禀赋不足以支持经济持续增长,按物质形态衡量的贸易依存度应当也必将长期居高不下,但按照价值形态衡量,我们不能不转向更加依赖内需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不仅仅是中国自身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整个东亚、乃至更广大区域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如果不启动扩大内需战略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而中国经济如果不能维持增长,其它东亚经济体也就不可能那么快就走出危机阴影。目前,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宏观经济形势都还不错,我们的出口贸易也在继续凯歌行进,以至于前9个月贸易顺差就突破了去年全年的纪录,我们和我们的贸易伙伴也不宜指望明年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但周期性波动从来就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某些经济大国的天空上也已经出现了阴云,我们不能指望在整个十一五规划期间世界经济形势都是一派大好,必须预先做好准备,让内需在必要时候能够承担起重任。

中国国内市场是重要的,但中国市场又是发育不完全、支离割裂而且秩序混乱的。在许多高端市场,我们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导致我们在国际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农村、社区等基层市场发育不完全又妨碍着我国基层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也妨碍居民充分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活便利。这样一个发育不完全的市场又深受部门、地区割裂之苦,以至于前几年有海外学者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省际贸易壁垒高于国际贸易壁垒!显然,一个支离割裂的市场无法充分发挥其功能。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市场秩序混乱。针对这些问题,《纲要》提出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国内市场格局”,包括完善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市场布局,建设5-10个全国性商业和贸易中心;形成一批特色突出、布局合理、具有一定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区域性商品集散枢纽;依托小城镇和新兴市镇,形成若干城乡商品汇集与交流的集散中心;以及消除各种市场壁垒,形成更加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重点消除地区间市场分割、行业垄断行为;同时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实为必要之举。

这种转变也体现在外资政策方面。《纲要》明确提出要“逐步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进一步优化投资软环境”,这种说法表明倍受诟病的外资“超国民待遇”问题应当在十一五期间得到解决。我们的企业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考虑改进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而不是如何转换身份获取优惠。当然,《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比十五期间有所增长,这种有所增长应该指的是真正的外资,而不是按照目前统计口径下的帐面外资数字。在发展中国家,内资外流然后以“外资”身份回流母国的“假外资”现象早已有之,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至迟在70年代,这种现象已经颇为突出;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开始较为系统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之初,“假外资”现象已经出现,90年代后期至今,“假外资”现象更是空前蔓延。由于我国主管部门从未对此进行过系统、全面的调查,所以我国“假外资”规模目前还是一个谜,现有的各种数据都是估计,不同估计数据差别很大,从7%到1/3以上不等,最多的估计从香港流入的帐面外资有2/3属于内资。笔者根据接触的一些国内主要城市、地区外资企业统计资料估计,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帐面统计数字大约有1/3实际上是假外资。如果我们的外资政策导致假外资居高不下甚至增长的话,那么就表明我们的政策不太成功,因为它扭曲了市场、扭曲了企业的行为;导致假外资大幅度减少乃至消失的外资政策才是对市场扭曲少的政策。而在当前的帐面统计下,假外资减少必然导致外资帐面数字减少。因此,我们需要象经济普查那样进行一次外资普查,把利用外资帐面统计数据中的水分挤出来,为政府外资管理部门卸除历史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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