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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梅新育 简介: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导师,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独立董事 座右铭: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去发现问题,本着对社会对政府震动最小的原则探寻解决方案。 通讯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商务部研究院 邮编: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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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龙汽车罢工案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劳资关系风险  

2006-10-17 02:48:34|  分类: 国际投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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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4年上汽计划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以来,工会就是他们最大也最难以应付的对手之一。这不,8月中旬,双龙汽车工人再次大罢工,向资方(实际上就是已经取得双龙公司绝对控股权的上汽集团)提出加薪、停止向中国转移技术等要求,这起事件,连同首钢秘铁劳资冲突等事件,再次显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一项重要政治性风险——与劳工权益相关的政治暴力风险。

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取得海外市场和资源、取得海外先进技术,中国企业已经义无反顾地接踵踏上了海外投资之路,苦于贸易顺差、资本流入和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政府也对此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旨在促进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接连出台。然而,中国企业的海外之旅决非坦途,而是必然要面对众多风险。除了地震、台风、火山爆发之类自然灾害之外,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遇到的其余风险大体可以划分为商业性风险和政治性风险(又称“非商业性风险”)两类。中国学者姚梅镇将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定义为“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有关的、人为的、投资者无法控制的风险”;外国学者布鲁尔(Thomas L. Brewer)则将其广义地定义为“商业环境中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私人企业的影响”;[1]海外投资中的政治性风险传统上划分为战争和内乱风险(政治暴力风险)、征收风险、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违约风险、延迟支付风险5类,进出口贸易中的政治性风险还包括进口国政府禁止进口的风险。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政治性风险有着不同的特点,近年来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上述5类政治性风险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即传统战争风险转向和平环境中的政治暴力风险;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总体降低,蚕食式征用风险日益突出;汇兑限制风险(转移风险)总体大幅度降低,但部分金融危机高发国转移风险仍然较高;违约风险集中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国家延迟支付(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不可忽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更高;禁止进口风险日益与技术性贸易壁垒相结合。与此同时,第三国干预风险等新型政治性风险也日益崭露头角。

传统意义上的战争风险(政治暴力风险)指战争、内战、恐怖行为等,如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战争险就指投资所在国发生的战争、内战、恐怖行为以及其他类似战争的行为,战争项下的保障包括战争造成的项目企业有形财产损失,以及因战争行为导致项目企业不能正常经营所造成的损失。目前,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主要政治暴力风险已经不是传统的战争与内乱风险,而是和平环境中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由于劳工权益问题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也呈方兴未艾之势。

劳工权益问题对我国社会稳定和企业经营管理有着潜在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但由于以下原因,这种潜在影响迄今尚未完全显现:“和为贵”的国民性格使得我国劳工在不满企业待遇时较少选择直接抗争,而是选择“用脚投票”;国内劳动力市场总体供过于求,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现行干部考核体制激励政府官员在劳资纠纷中更加倾向于资方,且政府行动能力强大;我国法律尚未明确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劳工权益保护机制;不存在独立工会组织;……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我国国内资方力量占有较大优势。也正因为如此,我国企业管理层缺乏在不同环境下处理劳工权益问题的经验。但上述因素在许多国家并不具备,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由于劳工权益问题引起政治暴力行为的风险较高,其中又以以下两类项目的风险最为突出:

在一些法制不甚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资源开发型项目。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采掘业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较高,大型投资项目中采掘业项目尤多。[2]员工多的企业发生工潮的几率本来就相对较高,采掘业从业人员普遍性情剽悍,发生工潮的概率更高。首钢秘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首钢秘铁公司”)自建立不久便陷入劳资纠纷困扰,仅从200461开始的罢工就令该公司直接损失351万美元,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3]1992年首钢决定收购该矿至2003年,该矿年产量从300万吨上升到500万吨,[4]年均增长不过4.75%,在仍然存在足够可采资源且中国国内目标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首钢秘铁公司产量增长如此缓慢,不能不认为在相当程度上系劳资纠纷所致。

在一些平均收入水平高于中国并实现了民主化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制造业投资项目,尤其是并购投资项目。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这类经济体与中国的竞争关系比较明显,工人更担心生产向中国转移而减少他们的就业机会。其次,工人担心他们的收入水平降低。第三,这类国家实行民主体制不久,尚未形成类似欧美的成熟的社会各阶层相互制衡机制,其国民行使民主权利的热情高涨而履行义务的意识相对淡漠,容易形成极端的群体性行为。典型如韩国,韩国参加工会的劳动者比例不过11.4%,明显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却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据韩国银行下属金融经济研究院统计,20002002年间,韩国平均每1000名劳动者损失的工作日数为111天,日本和瑞典为1天,德国为3天,美、英也不足韩国的一半。[5]

对于海外投资企业而言,由于劳工问题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由于以下原因而破坏力大增:其它类别的政治性风险通常都在各国官方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承保范围内,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转移和规避;但由于劳工问题引起的政治暴力风险通常不能向官方机构投保,只能由企业自我防范。

在中国的传统智慧中,防患于未然之际从来被视为上策;在劳工问题相关的政治暴力风险发生之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重要的,但也是不完全的,更重要的是选择恰当的投资东道国/地区和投资策略,从而降低这种风险发生的概率。在投资之前的评估过程中,投资者必须充分考虑候选东道国/地区的劳资关系风险。就汽车工业而言,在许多中国企业眼里,如果要想通过海外投资取得较为先进的技术,显然投资韩国的成本比投资美国、欧洲的成本要低得多。问题是这种判断恐怕是没有考虑到劳资关系问题,如果将劳资关系问题纳入计算,也许不少企业不如赴美欧投资收购更为合算。

与此同时,在贸易保护主义驱动的政治暴力风险酝酿和爆发过程中,东道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某些机构、某些政客、公众人士、集团的道德风险相当突出,恶性事件通常离不开他们的纵容乃至怂恿。他们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道德风险,除了心理和感情因素之外,主要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动机。其中,政治利益动机是某些政客希望通过纵容乃至怂恿排斥外国商品、企业、劳工,或是索取过份的劳工待遇而捞取选票,秘鲁劳工部长胡安·坎查里在首钢秘铁公司劳资纠纷中就是如此。此人以前是首钢秘铁公司工会领导人,由于经常组织和挑动工人罢工而被首钢秘铁公司开除,结果由此在秘鲁政坛名声大噪,一举当选国会议员,并曾担任劳工部长,其女莱蒂西亚后任首钢秘铁所在地马尔科纳市市长。近年来首钢秘铁公司工潮频发,就是在坎查里的策划下,由马尔科纳市政府与马尔科纳阵线等地方势力勾结而煽动的,而发动这些工潮的理由又往往不符合事实。[6]

上述道德风险随政府层次和东道国政制而异。由于着眼于中央政府权位的全国性政客必须较多地考虑国家外交利益,地方性政客则无需顾及国家外交利益,因此,中央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低于地方政府。而东道国地方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水平高低,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东道国政制。假如其它条件相同,在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或地区,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性政客的手段相对较少也往往不够强硬,地方性政客更重视当地民意(无论这种民意是否理性或失之狭隘),地方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水平较高;在地方政府首脑实行任命制的国家,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性政客的“乌纱帽效应”相对强硬,地方性政客盲目迎合当地民意的内在动机也相对较弱,地方政府的这种道德风险水平相应较低。俄罗斯剧变之后一度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地方领导人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地方领导人由此常常自恃民意基础而与联邦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典型如90年代的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德拉坚科,就在中俄划界、经济改革路线等问题上屡屡与叶利钦政府相左,也多次针对华商发起不友好行动。有鉴于此,为了降低政治性风险,在选择投资东道国的时候,其它条件相同,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相对较优。

其次,我国企业在决定赴海外投资时需要选择适当的投资目的。我们把“自力更生”这4个字忘记得太久了,只想着花钱收买、引进技术,却没有真正沉下心来自主开发的决心。结果,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还远远称不上贸易强国,缺乏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出口产品国内增值率低下是中国企业普遍的顽症。即使到了强调自主创新、自主品牌的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习惯性地投向了他们自以为的捷径——收购,不少中国企业希望通过收购发达国家知名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取上述无形资产,突破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从TCL收购阿尔卡特移动电话,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到海尔竞购美泰克,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这种冲动。当然,我们现在资金确实比以前充裕得多了,可以把人家整家工厂收买下来,然后把技术转到国内,问题是这样做虽然在法律上并无问题,但以一个总体技术水平落后的买主身份这么干,肯定要被被收购外国企业的工人们认为是砸他们的饭碗,他们反抗是必然的,只不过反抗的形式有消极和积极之分罢了。这次双龙工人罢工,打出的旗号之一就是要求上汽停止技术转移计划,声称这个计划不仅仅是双龙的问题,也会对韩国的整个汽车业造成伤害。韩国时报引述一位工会领导人的话说:“双龙的研究人员过去就在现代、大宇汽车公司工作,是他们创建了双龙。我们的技术就是韩国汽车行业的核心技术的组成部份”。除非我们以一个技术水平总体领先的买家形象出现,这种风险才会大大降低。归根结底,即使不考虑东道国政府会严厉限制涉及军用的高技术转让(如19902月美国商务部外国投资委员会勒令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限期退出收购美国MSMCO航空公司),在无关国家安全的纯民用产品领域,任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都不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如果中国企业自己不能在技术开发和品牌等方面形成足够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他们通过跨国并购获取研究开发能力和国际知名品牌的如意算盘最终多半会落空,徒然让安排这些并购的中介机构大发横财而已。TCL的阿尔卡特项目迄今相当失败,联想经营原IBM个人电脑部门的前景也未必有多么好,更令人欣赏的是华为、中兴等公司坚持依靠自有品牌和自主技术开发的国际化经营道路。在塑造核心竞争力方面,最费力的自主开发道路才是最有效的道路,企业与国家一样只有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路才能建立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即使可以通过海外收购取得部分技术,我们自己还是要在事前积累足够的自有、自主开发技术;而在从海外被收购企业向国内转移技术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根据该国的情况决定转移步伐的快慢,以免制造风险。



[1] 姚梅镇:《比较外资法》,第70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2] 2003年,仅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就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总流量的48.4%13.8亿美元)。——《200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

[3] 有关报道参见《国际先驱导报》,2004622

[4] 首钢总公司:《首钢海外事业发展概论》,载于王志乐主编:《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年。

[5] 方亮:《上汽豪赌双龙》,《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32期(85)。

[6] 有关报道参见《国际先驱导报》,2004622;以及首钢总公司:《首钢海外事业发展概论》,载于王志乐主编:《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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