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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梅新育 简介: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导师,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独立董事 座右铭: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去发现问题,本着对社会对政府震动最小的原则探寻解决方案。 通讯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商务部研究院 邮编: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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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失衡的根源与伯南克演讲的新意——三论中国贸易顺差的积累和调整  

2007-01-15 19:39:24|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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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增长27.2%;贸易顺差增长74%,创造1774.7亿美元的新纪录——面对中国2006年对外贸易的最终统计,华盛顿国会山上的某些先生们大概又要如获至宝、大做文章了。

是的,美国经历货物贸易和经常项目逆差已经多年了。1893—1970年间,美国货物贸易一直是顺差;其后,逆差成为美国货物贸易的常态,1971—2005年间,除1973、1975和1997年之外,其余历年美国货物贸易均为逆差,且逆差规模增长惊人,2004年达6655亿美元;2005年达7821亿美元。与此同时,中美贸易差额的地位日益突出。按美方统计,中国从2001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1—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830亿美元、1031亿美元、1235亿美元、1620亿美元和2016亿美元;其中2004、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分别占其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24.3%和25.8%。去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和对华贸易逆差继续居高不下,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则连续第二年创造新纪录。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这样一个公然声明其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国家,一些惯于苛责别国而从不反省自己的势力将中国当作调整经常项目逆差的重点,三天两头“敲打中国”,自是不足为奇。

然而,即使不考虑美国依靠其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而能够几乎无限制开动印钞机来换取中国等东亚国家/地区的实际财富,美国某些势力对其经常项目逆差的“哭诉”颇有“得了便宜还要卖乖”之嫌;但就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而言,也必须对症下药。中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和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逆差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两极,对这种失衡的基本解释有两种,一种是“挤出效应论”(crowding out),着重强调美国和其它经常项目赤字国消费过多、储蓄过少、对资金需求过度;另外一种是“挤入效应论”(crowding in),着重强调经常项目盈余国家储蓄过多而消费、投资过少,导致资本过度供给。在正式声明中,美国官方更倾向于支持“挤入效应论”,进而更强调中国扩大内需,以及相应地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2006年12月15日,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中国社科院发表题为“中国经济:进步与挑战”(The Chinese Economy: Progress and Challenges)的演讲,认为中国消费过低,违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是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源,提高消费有利于增进中国人民福利和实现中国经济外部平衡:

“……正如你们所知,中国现在有巨额贸易和经常账户顺差。这种外部不平衡部分是由中国令人瞩目的高储蓄率引起的。国民储蓄率甚至比国内投资率还要高,这样中国就有多余的资金可向全球资本市场提供贷款。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中国对外净贷款(或所持有的外国资产)相当于经常账户顺差。这笔对外贷款中很大一部分为其他国家购买中国的净出口(贸易顺差)提供了融资。居民的高储蓄和相应较低的消费水平,压低了中国的进口需求,并促使国内企业寻求国外市场,从而形成了贸易顺差。”

但实际上,中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虽然低(按伯南克在那场演讲中提出的数字是38%,印度则是60%),但中国居民平均绝对消费水平与印度相比孰高孰低,有目共睹。而且,中国国内消费增长绝对速度并不低,只是投资、出口增长更快而已。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结果调整后的数据,2000—200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依次为39105.7亿元、43055.4亿元、48135.9亿元、52516.3亿元、59501.0亿元、67176.6亿元,[1]年增长率分别为9.69%、10.10%、11.80%、9.10%、13.30%和12.90%;2006年1—11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68910.8亿元,同比增长13.6%。[2]上述消费增长数据在全世界范围内比较决无逊色,更明显高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率。

而且,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过低固然有国内收入分配失衡、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等内部因素的作用,但美国和其它经常项目赤字国消费过多、储蓄过少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正是在美国人寅吃卯粮式消费需求的拉动下,中国才有过多的资金投入投资而不是国内消费。因此,中美两国经济外部失衡是两国经济结构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要求其中一方调整,必然效果不彰;如果被要求调整的还是综合实力较弱的一方,那就既无效果又不公平了!

2006年12月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夕,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发表署名文章,题为“《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提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3个磋商领域,第一个就是“在不引起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归根结底,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庞大且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症结所在,美国的经常项目是其国民储蓄率过低所致,而2000年以来美国国民储蓄下降又主要源于政府财政从盈余转为空前的赤字。因此,美国需要切实调整其不可持续的储蓄-投资模式,降低财政赤字,切实提高储蓄率,从而为化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与其他候选方案相比,这是解决全球储蓄-投资失衡及其相应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最优途径,[3]其它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力、也不应替代这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自己进行这种调整。

无论是在中美之间还是在中欧之间,双边贸易失衡问题需要通过理智、全面的协调来解决,问题是在中美、中欧经济协调过程中,美欧某些保护主义势力往往倾向于将经济调整的责任全部推向中国,这种毛病在他们的议会中尤其常见。相比之下,美欧财经管理部门的态度较为理性、全面,能在一定程度上公开承认本国/本地区需要承担的经济调整责任。在中国社会科院发表的演讲结论部分,伯南克提到,美国相应必须在提高国民储蓄率、避免保护主义等方面承担责任:

“……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极为重要,双方都从相互联系中受益。但严峻的挑战依然存在,两国都需要解决诸如能源、环境、知识产权和全球失衡方面的问题。关于全球失衡,我已经探讨了既能降低中国的不平衡又能鼓励消费的解决方式。美国在这方面也必须做出努力,特别是提高国民储蓄率以及避免保护主义。一体化程度越高,相互间的依赖度就越高,肩负的责任就越大。我希望两国之间能够本着相互合作的精神一起努力,迎接这些共同的挑战。”这是一种值得称许的进步,希望经过努力,美国、欧盟社会各界能有更多的人接受这种理性的认识。

 

(承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徐以升提供伯南克演讲稿,特此致谢)

 

2007.1.10



[1] 《中国商务年鉴·2006》,第9页,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年。

[3]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September 2005,pp.9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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