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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梅新育 简介: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导师,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独立董事 座右铭: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去发现问题,本着对社会对政府震动最小的原则探寻解决方案。 通讯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商务部研究院 邮编: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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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条件下农业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定位  

2008-03-24 15:44:42|  分类: 思想战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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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百业之祖,是一切现代文明赖以生存的基础;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谓“现代化”,所谓“经济发展”,几乎就是“非农业化”的代名词,就是一个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日趋下降的进程。但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并不仅仅是充当一个被动的、日趋消亡的角色,而是仍然能够积极主动地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国家资源禀赋(特别是人地关系)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业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寻根溯源,一切现代经济发展最初都建立在来自农业部门的积累之上;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由于无殖民地可供掠夺,来自农业部门的积累对工业部门最初的发展尤其重要。早在苏联在四面包围中发动工业化之初,斯大林就对这个道理做了深刻的阐述,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也与此非常类似。而为了进口对工业化起步至关重要的资本设备、技术,农业部门又能够通过出口产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的外汇资源。然而,假如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这类地广人稀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能够长期将农业作为重要资本积累和外汇来源,中国的人地关系却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长期这样做,如果不能在较短时期内将工业发展成为资本积累和外汇收入占显著多数的主要来源,那么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长期如蜗牛爬行。好在依靠国人的勤奋和才智,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一飞跃。时至今日,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在中国经济产出份额、国民储蓄来源和出口收入,非农产业都已经占有了绝大多数份额。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在目前这样一个阶段,除了保持环境之外,农业对经济社会发展还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首要的作用应当是保证国家基本粮食安全,这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只有确保国内生产足以满足国家基本粮食需求,我们才能打消我们的竞争对手借此讹诈、打击我们的企图,我们才能经受住万一出现的危机的冲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保证国家在农业领域的经济安全并不等于所有主要农产品需求都必须依靠国内生产来满足,这样做一来必然对我们这个人均耕地稀少的国家形成重大环境压力;二来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低下。我们保证国家基本粮食安全的目标不应当也不可能通过强制降低农民收入来实现,我们应当在确保基本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利用农业领域的国际分工,增加进口农产品,特别是多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国内则更多地发展劳动密集型高增值农业,从而兼顾增加就业和提高收益双重目标。

扩大农产品进口并不等于受制于人,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国际化经营的大型农业企业来增强自己对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影响力。在一般意义上,进口市场的开放也能够成为进口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有力工具。如果我国是某个国家的大买主,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和商界为了保持和扩大中国市场,就会努力改善与我国的关系,也会更容易接受我国所倡导的国际经贸和政治规则。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认识,并抓住我国为求宏观经济外部平衡而努力扩大进口的机遇,充分培育、运用这种影响力。

其次,农业部门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充当我国转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替代品。不错,中国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转入非农业部门,但经济荣枯变化无常,而我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又非一日之功,农民工在总体上又必然是非农经济部门中最后享受到社会保障的群体。一旦我国经济陷入萧条,数百万、数千万丧失了任何保障的农民工被抛上街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看看我国历史上那么多次农民起义就可以知道。在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建立、完善方能普遍惠及农民工的情况下,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农业部门能够成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替代品,为他们提供容身之地,而不至于铤而走险。

不仅如此,通过对农业部门和农民收入水平的调控,我们还能够更有效地推动过低的工资水平上升。在中国这个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市场工资下限取决于农民工愿意接受的工资下限,而农民工愿意接受的工资下限又取决于他们在家乡务农能够获得的预期收入,前者不能低于后者。如果他们在家乡务农的预期收入很低,那么资方就有较强的谈判力量迫使他们接受低工资;如果他们在家乡务农的预期收入明显提高,那么资方就必须相应提高工资才能吸引到他们。在中国当前情况下,直接硬性制定实施最低工资标准的效果未必如意,因为地方政府官员们往往会为了“给投资者创造良好环境”而一味偏袒资方,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工人的正当要求,而改造这样的一支官员队伍虽属必要,却非短时间内所能见效。而且,过多地直接监督非国有企业工资水平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将导致政府规模膨胀,效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农民工不得不接受打破道德底线的低工资是因为在家乡务农的预期收入过低,那么,通过农业补贴提高农业收入,逼迫低工资企业改善工人待遇以便与农业竞争劳动力,这种间接策略效果可能更好。近两三年政府提高粮食收购价和耕地补贴,导致不少农民工回流务农,某些以“血汗工厂”闻名的地区出现“民工荒”,企业因此纷纷提高工资,就说明了这一点。

 

(写于2008.2.21,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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