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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梅新育 简介: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导师,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独立董事 座右铭: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去发现问题,本着对社会对政府震动最小的原则探寻解决方案。 通讯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商务部研究院 邮编: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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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当如何实践社会责任?  

2008-08-13 05:09:12|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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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93亿元(截至2008年7月24日)!——汶川地震后的捐赠热潮书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捐赠发展史的新篇章,也因为王石失言风波、外企“铁公鸡”传闻等事件再次在社会上引发了关于社会责任等话题的热烈讨论。

此次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固然是由震灾捐赠所引发,但在我看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首要的任务决不是在遇到灾害时捐赠,而是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之中实践社会责任,包括以合格的商品和服务履行对客户的服务责任,根据当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从薪酬、工作环境等各方面给予员工足够的待遇和尊重,遵守国家环境法规,等等。在中国当前的现实下,我们尤其需要强调这一点。在当今之中国,似乎只要祭出“改革”的旗号,喊两声“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的口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蹂躏一切人类社会的法律和道义;于是乎,我们看到,在片面的“招商引资”、“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等口号下,从政府到学术界、舆论界,对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过度放纵,对他们中的压榨员工、污染环境等问题视而不见,甚至为之百般辩护,以至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被西方不少人称为“世界资本主义天堂”。这种状况注定是危机四伏、不可持续的,企业社会责任之类话题在中国沉寂多年后于近年兴起,盖源于此。如果一家企业依靠残酷压榨员工、污染环境等手段赚取了大量不义之财,然后又从中拿出巨额捐赠,希望以此创造知名度,接受这种“带血的钱”是对慈善事业和社会责任基本宗旨的巨大嘲讽,而在这次汶川地震后的捐赠热潮中,作出较大捐赠的企业中也未必没有“血汗工厂”,其中甚至可能有地位很高的人所拥有的知名企业,我们对此不妨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正常的社会中,从长期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是一致的,但有时会发生冲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不同方式对其商业利益、至少是短期商业利益的影响是不同的。通常,通过慈善捐赠方式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商业利益、特别是短期商业利益有着直接的正面影响,因为此举能够赢得消费者的好感,使之更愿意成为企业的客户。然而,在消费者通常看不到也没有动机去看的生产环节,通过善待员工、保护环境等方式去履行社会责任,势必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却不能直接发挥促进销路的作用,相反,逃避这些社会责任的企业更有本钱去奉行价格竞争策略以吸引客户。此时如果社会不能提供一个有着基本规则的环境,致使逃避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无需遭受惩处,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反而在市场上丧失竞争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然和商业利益发生冲突。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促进企业去履行社会责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政府和社会应该做的是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统一而创造良好的环境,换言之,就是严格地督促劳工权利环境和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达到统一。溺爱、纵容很可能会使得一个有缺点的正常人最终沦落为十恶不赦的恶棍,督促则有助于一个人不断提升,这本来是古往今来的家教基本常识,只不过当今在一切事情上千方百计为企业家(特别是私营企业家)辩护、开脱蔚然成风,以至于已经成为我们当今社会和谐最大的威胁之一,因此有必要再三重申这一点。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股东利益之间同样是对立统一的,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完全可以协调起来。毫无疑问,企业必须向股东负责,力求利润最大化,问题是如何才能赚取利润。在一个不能打着某种旗号“名正言顺”践踏法律和道义的正常社会,如果遭到消费者、社会唾弃,企业如何赚取利润?难道从外星球而来?如果企业赚取利润是靠无情压榨员工,以至于员工纷纷对其弃而远之,企业利润又从何而来?

在这里,当今中国社会的问题是有些人、包括一些股东将企业的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绝对对立起来,而股份制企业的某些特点又助长了部分股东的这种道德风险。有报道称万科公司追加震灾捐赠1亿元之后,遭到某小股东起诉,声称此举侵犯公司利益,此事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一家拥有多名股东的股份制企业中,不同股东所抱期望不同,有的股东长期持有这家公司的股份,把自己的利益和公司长远的发展紧紧捆在一起,有的股东所追逐的则是短期的分红和股票炒作利益。后者固然也是股东的合法权利,但一味追逐这种利益,必然与作为相对独立法人的公司的长远利益对立。换言之,股东短期利益和企业自身利益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有可能发生冲突。长期股东的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利益一致,因此也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一致;如果股东仅仅是希望攫取短期利益的秃鹫式的“掠食者”,那么他的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利益就是对立的,因而也和这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立。政府没有必要为后者提供支持,而应当努力和企业共同努力创造、维持这样的环境,使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能够长久、全面地保持一致。

当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首重日常生产经营环节,并不意味着发生重大事变时候的捐赠不重要,而是相反。在一个政府不推卸责任、也能正常运转的正常国家,政府毫无疑问是重大自然灾难的主要救援者和主要责任的承担者,事实上华夏文明的第一个成型国家政权正是在抗灾过程中问世的,但社会上慈善捐赠也是必不可少的补充,不仅能够补充政府财政之不足,还能增强社会凝聚力。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不遇到灾难,我们不能指望上天不降下灾祸,只能指望遇到灾难的冲击时社会能够作出迅速、有力的应对;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凝聚力,而是一盘散沙,也就谈不上什么迅速、有力的应对了,必然会在历史长河中遭到无情淘汰,而遭遇这样的命运也是这个社会咎由自取,不值得给予任何同情。

在此次捐赠热潮中,出现了所谓“逼捐”的说法,有人说捐赠应该尊重自主、自愿,不应该进行评论,但这个观点大可商榷。毫无疑问,捐赠应当出于自愿,应当反对强迫捐赠,避免把捐赠弄成不顾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争前恐后的“放血竞赛”,企业捐赠也应根据企业自己的经营情况、效益、承受能力量力而行;但一个个人、一个机构的行为应当与社会及公众对他的期望相称,如果其行为不能与公众、社会的期望及其社会地位相称,公众有权利对之加以道德批判。道义规范原则之所以可以贯彻实践,根本上还是需要舆论的压力;如果否定一切舆论压力,那么结果必然是所有的道德规范原则全盘崩溃。这可能符合某些“自由派”的鼓吹,却绝对不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愿意看到的情况,那些鼓吹者自己最终也会受损。企业捐赠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有的捐钱捐物,有的发挥自己的所长为灾后重建做出贡献,这都是可以的。但一定要考虑能够对得起社会和公众的期望和自身的社会地位。无论是知名企业还是名人,既然他们从社会给予他们的知名度中享受到了很多他人所无法享受的利益,那么就理当为此作出相应的付出。所谓“逼捐”论的要害,恰恰是为社会精英推卸他们本应承担的责任,容许他们只享受利益,这将从根本上侵蚀一个社会得以持续运行的根基,也把这些“享受”了这类“关爱”的精英们推向与大多数人敌对的境地。

 

(初稿2008.6.17,修订2008.8.12,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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