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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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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梅新育 简介: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导师,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独立董事 座右铭: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去发现问题,本着对社会对政府震动最小的原则探寻解决方案。 通讯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商务部研究院 邮编: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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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输出是中国农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出路  

2009-12-16 07:23:58|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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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名牌的茶叶大国”——这是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日一篇文章的标题。据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茶叶品牌都难以与国外竞争者抗衡;即使在中国,联合利华(Unilever)立顿(Lipton)品牌的市场份额也高达仅次于它的本土竞争对手的三倍之多,以至于“中国7万家茶场抵不上一个‘立顿’茶”的说法在媒体中不胫而走。更有甚者,此文还声称中国茶叶行业工业化程度远低于肯尼亚和印度等经济明显较为落后的国家,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售价也低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茶叶,国际市场上中国茶叶平均售价仅为每千克2美元,而印度茶叶为2.7美元,备受赞誉的斯里兰卡茶叶为3.4美元。言外之意,似乎就是说中国茶叶产业应当走印度、斯里兰卡和肯尼亚的发展道路。然而,尽管中国茶叶出口商需要在质量控制方面汲取世界各国一切有用经验,但就总体而言,对于中国来说,这条道路走得通吗?答案是“否”!

为什么?首先是因为这个观点赖以立论的某些依据就站不住脚。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在国际市场上的平均售价来比较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茶叶总体价格和品质,这种方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方法错误地假定一国内销主导型产业与其它国家出口导向型产业一样,出口平均价格等于整体平均售价。因为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茶产业从一百多年前问世之初就是出口导向的,至今其茶产量仍然绝大多数出口,本国消费者对茶叶的消费模式与出口茶叶类别大体相同,因此在国际市场上的平均售价与其整体平均售价基本相当。然而,中国是茶叶和茶文化的故乡,中国茶产业总体上是内需导向的,产量很大一部分供应国内消费,而且,我国外销茶叶与内销茶叶品种类别差距甚远,出口茶叶多数按照目前占据海外市场主流的欧式口味制作,内销茶叶则以按中国传统口味制作为主。由于最能欣赏茶文化的消费者绝大多数集中在国内,因此,越是高档茶叶,销售就越是集中在国内。相应地,中国出口茶是本国所产茶叶中相对中低档的部分,中国出口茶叶平均售价与整个中国茶产业平均售价相差甚远。

不仅如此,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必须明白印度、肯尼亚、斯里兰卡茶产业发展之路的实质,了解这种茶产业运行模式赖以立足的基础。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茶产业从问世之初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运行的出口导向产业,是来自殖民地宗主国的英国资本家为了满足西方消费者需求而发展起来,其特征之一就是大面积的产业化运行的茶园。在自己的殖民地印度、肯尼亚,英国统治者自是可以依靠掠夺当地农牧民土地建立起大面积茶园,至于失地农民的痛苦,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由于这些茶园多数建立在侵占的原土邦酋长领地上,地广人稀,他们需要应对的阻力也就更小。当这些国家独立之后,这些茶园已经建立运行三代人以上,新生的独立国家也就只有接受这笔遗产一途了,无须顾及三代人之前失地农牧民的痛苦了。

但在中国,仅仅人地关系这一点就足以决定大面积单一茶园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在多数地方行不通。就总体而言,我国人均土地面积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42%,在全世界排名要落到第120位以后。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不足美国的1%,而单位耕地面积上分摊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0多倍,是美国的100多倍。[①]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国土上对自己的同胞采用当年英国殖民者对印度、肯尼亚、斯里兰卡人民的做法吗?

在人地关系紧张、西方文化又主导国际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农产品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采用类似我们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由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于出口劳动,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等于进口土地;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增加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来实现国际分工的利益。但这种类似于加工贸易的模式与加工贸易一样收益微薄,对于我们不能掌握定价权、不能引导其消费潮流的商品而言,我们暂时满足于这种模式的微薄收益倒也不妨;但对于我们可以掌握定价权、可以引导其消费潮流的商品来说,这种模式的微薄收益就不可容忍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引导其消费潮流来取得最大份额的收益,而茶正是走向这种良性循环模式最有潜力的中国出口品之一。因为中国拥有众多名茶,其品质绝非快餐式茶叶的立顿之辈可以相比,如果要龙井、冻顶乌龙、普洱之辈向立顿看齐,无异于让范思哲降到与真维斯一个水平。甚至某些按照西方口味制作、产业化模式运作已经颇为成功的茶产品,其价格极为高昂,喝到我的口里,我也觉得味道还赶不上价格比那低很多的老配方“文革砖”之类。我们何必要选择如此可笑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向全世界推广中国的茶文化,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消费者改从中国饮茶习俗,欣赏和追求中国茶叶风味的精妙之处,我们就不仅能够为有限的农地赢得最大的收益,而且还可以把越来越多的海外农地发展成为我们的原料供应地。

无须讳言,殖民时期的印度茶业问世不久就将正在清末的中国出口茶打得一败涂地;在立顿茶进入中国市场初期,在杭州也出现过“立顿入口,龙井洗手”的现象。但清末的中国积贫积弱、屡战屡败,任何一个欧洲小国都可以欺负中国而无须承担多少真实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必定被视为弱者、落后者的野蛮习俗而不会受到多少外国人的追捧,但现在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的先辈浴血奋战、艰苦创业为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国势蒸蒸日上的形象,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笔无形资产充分利用起来为自己取得更大利益而还是要一味惟西方风尚是从呢?

 

 

(2009.11.20,仅代表个人意见)

 

 

附录:中国:没有名牌的茶叶大国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汤姆?米勒 2009-10-10

作为全球最受欢迎饮品——茶叶的故乡,中国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在世界最大产茶国及消费国的头衔旁落100年后,中国最近从印度手中夺回了这一历史地位。

但中国未能打造出一个全球知名的茶叶品牌,是本土茶叶的支持者们感到沮丧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的茶叶品牌都难以与国外竞争者相抗衡。在中国,联合利华(Unilever)的立顿(Lipton)品牌占有的市场份额,是仅次于它的本土竞争对手的三倍。

“中国7万家茶场为啥抵不上一个‘立顿'茶?”北京的一家报纸最近在一篇文章中遗憾地表示。

中国茶叶行业面临着与中国其它许多行业相同的挑战:产品质量问题;国内市场过度竞争;海外售价太低、利润微薄;品牌塑造水平不高。

这些缺点的根源很简单:市场过度分散。

这个问题从茶园就开始了。在中国中部、南部和西部的产茶区,约有800万农民在茶园内劳作,其中大多是面积很小的自留地。将土地合并为面积更大的种植园受到中国土地法的限制——根据中国的土地法,土地所有权不归农民所有,因此他们也不能出售土地。

结果,中国茶叶行业的工业化程度远低于肯尼亚和印度等经济发达程度较低的国家。浙江省是中国的产茶大省和最富裕的省份之一,那里有100多万家小茶园,平均面积不足0.2公顷。

监控数百万家星罗棋布的茶园的质量,无疑是痴人说梦,而且中国的茶叶出口商一向难以达到国外的安全标准。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茶叶的平均售价仅为每千克2美元,低于印度茶叶的2.7美元,以及备受赞誉的斯里兰卡茶叶的3.4美元。

除非质量控制得到全面改善,否则中国的出口商就无法让自己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持续卖出好价钱。而要想有所改善,首先就要对茶园和茶叶加工厂进行大力整合。

在中国本土,数千家生产商和品牌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各自只能获得极小的市场份额和微薄的利润。中国茶叶一般按照品种和产地出售,而非品牌,而各个地区都有自己最喜爱的本地品牌。

另一方面,立顿等领先品牌明白,创造集合价值有赖于全国性的市场营销以及高效的一体化分销网络。立顿从独立茶商手中收购廉价茶叶,装进茶包,再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出售其再普通不过的“黄牌精选红茶”

它的茶并不出色,但运作却相当出色。

在中国高度分散的零售市场,还没有哪个本土品牌能取代立顿的地位。相反,出售有机茶的高端生产商正试图在国内外开拓利润丰厚的利基市场。

以湖南省茶业有限公司在该省白云山种植的茶叶为例。白云山气候温暖潮湿,有深厚的红棕色土壤,是种植高品质茶叶的理想之地。

在一片墨绿色的针叶林背后,一排排整齐的茶树丛闪闪发亮,沐浴在夏日的阳光下,蜜蜂嗡嗡作响,懒洋洋地在枝头盘绕。一块板子上写着一系列规定,要求采茶者不得蓄长指甲,不得在脸上搽粉;严禁吸烟。这里不使用杀虫剂,而是电子灭虫器来保护茶树免受叶蝉及其它嗜茶叶害虫的侵害。

这些新茶在来年春天被摘下来后,有一批会运往日本,贴上海东兄弟(Kaito Brothers)的标签,作为高级有机茶出售;另一批将包装成获奖的“冠云”品牌,在国内市场销售,两小袋10克装茶叶就能卖出100美元的高价。

富有的日本和中国饮茶者很乐意掏数百美元购买春天采摘的顶级茶叶,就像西方的爱酒人士会一掷千金购买一瓶上等红酒一样。

但特制茶不会给中国带来它所渴望的国际品牌认知度。要想获得国际认知,中国必须进行广泛的行业整合和更加老练的市场营销。

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茶业生产商,但中国的现代茶业才刚刚起步。本土茶叶公司要实现规模经济、获得挖掘出产品全部价值所必需的品牌塑造技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此之前,大块收入还会被主打便利和生活时尚牌的有实力的外国品牌抢走。有人要来一杯立顿红茶吗?

译者/陈云飞



[①] 郑新立等著:《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问题研究》,第22—23页,中国计划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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