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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梅新育 简介: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导师,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独立董事 座右铭: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去发现问题,本着对社会对政府震动最小的原则探寻解决方案。 通讯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商务部研究院 邮编: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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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展望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  

2010-11-24 08:16:03|  分类: 金融观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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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上海证券报》,发表时有删节)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就要在韩国首尔召开了,此前不久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发表了联合公报,达成了六个方面的共识,为首尔峰会做了重要的政策准备。二十国集团本来就是在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震撼中为协调主要经济体反危机政策而异军突起的,庆州会议的六方面共识又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归结为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从现代国际金融史上第一次相机抉择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1927年在纽约长岛美国财政部长米尔斯(Ogden Mills)别墅举行的四国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到现在的八国集团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种种困难决定了要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可以对首尔峰会抱有适度的期待,但期待不能过高。

阻碍建立合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首先是核心霸权国家的道德风险,从已成众矢之的的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便可见一斑。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全世界股市、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以至于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首尔峰会大有成为“十九国集团加一”之势,一大批本来国情和立场观点迥异的国家在反对联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上找到了共同点,中国、德国、巴西、南非……多个国家财经高官出面发言,质疑美国此举,各国舆论更是口诛笔伐。但美国是一个开宗明义公开宣布其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国家,又占据着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地位,任何经济政策,只要不是与别国达成了“恐怖平衡”以至于有可能两败俱伤,无论会对其它国家造成多么巨大的冲击,只要美国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和国际竞争中有此需要,他们就有强烈的内在冲动将其付诸实施,其它国家目前尚缺乏有效手段制衡其道德风险,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被动跟随,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如此:

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由于打着反对大政府、大财政旗号的美国茶党异军突起,共和党赢得美国中期选举胜利,美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空间将显著缩小,即将成为众议院议长的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博纳高调承诺,将就削减政府开支每周投票一次,部分极端分子甚至宣称,为了压迫奥巴马在削减政府开支方面让步,他们不排除重演1995年共和党拒绝提高国债上限导致联邦政府关门的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号《世界经济展望》的分析表明,财政整顿在短期内通常抑制经济增长,在削减相当于GDP 的1%的预算赤字后两年内,国内需求(消费和投资)下降约1%,失业率上升约1/3个百分点;由于削减预算赤字后净出口(出口减进口)通常增加,对GDP 的总体影响是下降0.5%。假如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成功逼迫奥巴马削减政府开支,那么从现在到他寻求连任竞选的两年内,奥巴马都需要承受整顿财政抑制经济增长的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考虑联储决策者们已经认识到未来两年美国刺激经济将不得不更加倚重货币政策,为了避免输掉两年后的总统大选,本来就因为经济复苏乏力而在中期选举中惨败的奥巴马也势必只有更多地向货币政策寻找出路。

在国际竞争中,美国统治集团不是不知道第二轮定量宽松将给除美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带来的冲击,问题是这种冲击恰恰是他们想要的东西,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成本、收益分担不对称的特征又为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条件。“与一头大象同睡在一张床上很不好受”——早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便深有感触地发出了感慨;19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海宁(Randall Henning)也直言,美国常常以美元贬值手段强迫日本、德国被动参与国际货币合作并承受不对称的影响;由于美国自身经济规模大,因此美元的贬值或升值对其本国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影响不大,反而对其经济伙伴国影响较大。更重要的是,在经济政策合作的博弈中,“先行优势”意味着只要美国率先采取行动而欧洲、日本被动跟随,美国就能够靠牺牲跟随者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福利。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点并未根本改观。由于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源于美国,因此不像1990年代发生于新兴市场和欧洲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的软硬实力;特别是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相对良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上升的中国等国家不仅集中于亚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种族构成等方面是美国的“异类”,守成霸权美国无法不对实力对比的这种变化感到不安,转嫁危机冲击、削弱竞争对手相对实力、遏制新兴大国上升势头,相应也就成了美国追求的目标。

效率与公平的两难选择同样妨碍着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与八国集团相比,二十国集团吸纳的国家数目较多,这些国家所代表的人数和经济规模也比八国集团要大很多,而且横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类别,因此毫无疑问更加“公平”;问题是经济形势的变动常常要求各国决策者们采取迅速、有力的行动,过度追求表面上的“公平”是否会损害管理全球经济所必需的效率?从欧盟扩大后历次反危机的拙劣表现来看,这种冲突并非虚构,而严重损害效率的“公平”最终必然损害所有参与者的利益。问题由此涌现:二十国集团目前的成员数量是不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达成了最优平衡?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为了最好地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二十国集团内部需要建立怎样的决策机制?这个集团与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其它平台又该如何分工协作?

由于发达国家的道德风险在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起源、爆发、扩散全程中暴露无遗,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呼声大为高涨。不错,因应我们综合国力的增长,我们也有同样的要求,而且已经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某些收获;但往往真理前进一步就成了谬误,我们同时还需要记住:国内金融体系发达的国家在国际金融事务中拥有较大影响力是合理的,问题在于这种较大影响力的边界应当在哪里,而不是这种较大影响力是否应当存在。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裁判风波可以给予我们不少启示。为“公平”起见,国际足联将执法世界杯足球赛的裁判名额平均分配到各大洲足联,并在比赛中实行洲际地域回避,结果就是世界球迷公认水平最高的欧洲球队比赛时执法裁判常常是来自足球小国的人员,在争议最大的韩国对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三场比赛,主裁判、边裁均来自厄瓜多尔、埃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之类国家,这些国家的全国人口可能还不如一个欧洲足球大国的铁杆球迷人数多,国内甚至完全没有正规的全国联赛。实践是一切认识的源泉。正如球迷们不能想象一个毫无足球运动根底的国家能出现高水平裁判一样,我们也不应指望国内金融体系发育滞后的国家能够对现代金融发展方向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合理结构有深刻的认识,更不能指望这样的国家决策者一旦掌握决定国际金融体系发展方向的大权时能够明智地运用这种权力。随着中国经济日益成熟,我们将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不仅如此,我们在警惕国际金融体系霸主国道德风险的同时,也不应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道德风险掉以轻心,须知,我国固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又是一个具有巨大增长潜力和勃勃雄心的大国,我国的利益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重叠之处,也有不重叠之处。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单纯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自居,我们就等于是给某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叛卖”行为提供了保险;须知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竞争之不择手段,往往并不下于霸主国家行使霸权时的一些做法。在国际关系中,自作多情等于对本国利益的损害,只有坚定地、明智地(换言之就是有节制地)贯彻利己主义原则才是可行之道。

 

 

(2010.11.10,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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