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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梅新育 简介: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导师,清华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独立董事 座右铭: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地去发现问题,本着对社会对政府震动最小的原则探寻解决方案。 通讯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商务部研究院 邮编: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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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换届年里的战争与和平  

2012-01-06 09:59:38|  分类: 思想战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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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2012年1月6日刊发了大大压缩的删节版,这里贴出原稿)

和平——这是多数普通人的期望,也是政客们时常挂在嘴上的标榜,岁末年初,我们在政客们的献词中不难读到这样的标榜。问题是嘴上的标榜从来不会阻挡政客们对本国国家利益和本人政治、商业私利的追逐,只要战争、动乱符合本国长期战略利益,符合政客本人的政治和商业私利,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当然,他们会给这一切披上“人权”、“自由”、“民族自决”之类华美的外套。2012年又是一个超级换届年,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将在这一年里完成领导人换届,其中囊括了美国、俄罗斯、法国等世界性政治经济大国,以及韩国这样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国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也将在下半年的中共十八大正式亮相。那么,经历了2011年西亚北非、西非血腥的战乱动荡之后,这样一个超级换届年对战争与和平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应该说,在当今局势下,从目前掌握着军事霸权的西方国家立场出发,为了维护其政治经济霸权不动摇,完全有必要动用包括军事霸权在内的一切优势力量。为什么?因为西方的经济优势已经动摇,接踵而来的次贷危机和欧美主权债务危机起源于美欧,而不是如同1980—1990年代历次主要国际金融危机那样起源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至于美欧国家不得不寄希望于中国等新兴市场伸出援手,更重创西方世界的软硬实力。西方世界已经感到自身经济政治霸权可能会被新兴国家取而代之,以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5月25日下午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也认真地谈论了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充分运用自己的军事等项霸权,在奋力赶超者国内制造动乱,乃至实施直接军事打击,从而消除本国被赶超的“风险”,从西方霸权国家的立场出发,实在是顺理成章。须知动用武力向外转嫁危机冲击从来就是资本主义列强“反危机”的惯用伎俩,单单我们中国就已经不止一次领教过这种滋味:

1836年,美国西部土地投机泡沫破灭,银行和工商企业大面积破产,导致1837年英国对美出口锐减几乎2/3,向美国进口商放贷的大银行普遍陷入债务危机,危机进而波及法、德,俄罗斯也未能幸免。在这场资本主义史上第二次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压力下,[1]由于法、美等国已陆续开始工业革命并与英国商品竞争,曼彻斯特工厂主们打开梦幻般中国市场的欲望格外强烈,大鸦片贩子马地臣(James Matheson)主张用军舰与中国“算账”的小册子才激起了那么广泛的共鸣喧嚣,外交大臣巴麦尊(Lord Palmerstan)与另一个鸦片巨头渣甸(William Jardine)才会那么快就发动侵华战争一拍即合。

1856年秋,法、德两大金融投机中心泡沫破灭;1857年秋,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在美国投入巨资的英国公司和银行大面积垮台,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成形。也正是在1856年10月23日,英国舰队司令西马糜各里(M. Seymour)率领舰队进攻虎门及沿江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正因为如此,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历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主要源泉时,马克思称“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从“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2]

1931年日军先斩后奏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发展成为全面侵华战争,却能在国内赢得足够支持,1929—1933年大危机中转嫁危机的压力便是其经济主因。

……

为了维护本国霸权有必要动武,不等于决策者一定会选择动武;只有在维护本国霸权的需要和决策者自身利益重叠时,动武才会板上钉钉。兵凶战危;一般而言,一国政府及其决策者在换届之际会力求平稳过渡,不希望因战争和动荡结局的不确定性而损害自己、本党连任的前景,或是损害权力平稳交接。然而,倘若很有把握拿下军事干预的胜利,决策者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而是会力图用武功给自己的“政绩”增添光彩,加大连任成功的把握。倘若本国军力对准干涉对象占有压倒优势,本国可以凭借军事技术装备优势打一场自己“零伤亡”的非接触战争,决策者动武的冲动就会更加难以遏制。萨科齐2011年之所以成为武装干涉利比亚的急先锋,关键原因就在于此。很大程度上出于同样的动机,仅仅凭借表示有意从伊拉克撤兵就拿到的诺贝尔和平奖并没有妨碍奥巴马满怀热情地投入武装干涉利比亚。

那么,2012年的世界上是否存在可供这些政客们宣泄其暴力倾向以创造“政绩”的可乘之机呢?有!因为有的国家刚刚经历了领导人辞世而颇有“主少国疑”之虞,更因为经济增长未必等于社会矛盾缓解消除,伴随着分配不公、腐败等问题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绑架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发病,而弱势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正是强势国家冠冕堂皇介入干预的借口。

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特点更加大了社会矛盾的风险,因为近十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业绩虽然显赫,但相当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牛市,而其它条件相同,与制造业的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腐败、两极分化和暴力压榨,还会在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激起更多的争夺资源利益的冲突矛盾。看看北海油田开发如何激励了苏格兰分离主义势力,看看尼日尔河三角洲石油资源开发如何促进了尼日利亚国内分裂主义运动的勃兴,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更糟糕的是,持续近十年的初级产品牛市已告终结,初级产品行情正在步入熊市,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将因熊市而蒙受重创;牛市中迅速滋长起来的社会矛盾将因熊市而加剧,政府能够用来化解纷争、息事宁人的财政收入却因为熊市而锐减,这将是今年和未来数年中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困境。而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更将是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梦魇,也将给外部势力干预创造良机。假如遭遇上述风险的国家是西方霸权眼里不甘俯首帖耳的“刺头”,西方霸权国家借机“修理”他们、乃至武力颠覆的冲动还会更加强烈。

战争风险一旦成为现实,特别是倘若西方霸权选择将军事、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作为武力打击颠覆的对象,国际外汇、大宗商品、证券和航运等市场将遭受强震,今年本已不低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将雪上加霜。面对这样的风险,我们需要防范经济冲击,更需要表现出勇气、决心和才智,才能防止战乱冲击降临我国国境,维护我国本土已经享受60余年的和平。

 

 

(2012.1.5,仅代表个人意见)

 

 

 



[1] 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爆发于1825年。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19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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